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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娜:天才球員“探路”體育職業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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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娜:天才球員“探路”體育職業化

  2004年,孫晉芳在武漢初次見到“大二學生”李娜時,這位22歲的武漢姑娘披著長發、面帶笑容,“就是非常秀氣、苗條的少女,像普通的大學生一樣”。

  當時,孫晉芳擔任國家體育總局網球運動管理中心(以下簡稱“網管中心”)主任才幾個月。在基層調研中,孫晉芳找各地各級網球運動管理干部、教練員和運動員“摸底”。幾乎所有人都提到李娜,并希望這位網管中心的新領導將她動員出來,繼續職業生涯。

  李娜6歲開始打球,17歲轉為職業選手,當年就在雙打比賽中七次奪冠,并入選國家隊。2001年,李娜在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上拿下女單、女雙、混雙三個冠軍。

  讓外界大跌眼鏡的是,次年,已經成為“國內頭號女單”的李娜,在當打之年選擇退役,去華中科技大學讀書。

  “他們都對我說:李娜非常有天賦,又很年輕。”孫晉芳在接受《中國新聞周刊》采訪時回憶說。孫晉芳幾次到武漢,找李娜談話,“可以說是三顧茅廬”。同年10月,李娜選擇復出。

  此后的十年時間里,李娜的職業生涯屢創新高,最高排名曾達到世界第二。如今,即便已退役超過五年,李娜依然是國際體育界的明星人物。2019年7月,她成為首位入駐國際網球名人堂的亞洲運動員。12月,《網球》雜志評選過去十年最佳網球運動員,李娜與莎拉波娃、小威廉姆斯等對手兼老友一起入圍。

  “我們要的不是待遇,而是尊重”

  在武漢初次見面時,孫晉芳和李娜一談就是三個小時,這讓當時的湖北省體育局領導頗感意外。他們此前曾找過李娜談話,通常五分鐘就結束了,雙方很難溝通。

  孫晉芳先和李娜聊大學生活,李娜顯得很輕松。“她越輕松,我越覺得她內心其實沒有放下網球。”孫晉芳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回憶道。

  這位在李娜筆下“說話做事風風火火”的前輩運動員隨后直接切入正題:“很多人都說你有天分,打球是你實現自己的手段,你為什么不為自己打呢?”

  九年后,李娜在自傳《獨自上場》中寫道:這是第一次有人告訴她,網球是可以為自己打的。

  和許多運動員一樣,網球并非李娜自主選擇的道路。5歲那年,她被羽毛球運動員出身的父親送到體校讀書,但被認為肩膀太寬、手腕不夠柔韌,不適合打羽毛球。后來,教練說服了李娜的父母,讓他們相信李娜在網球項目上會有更好的機會。但在當時,網球在中國還是一項少有人知的運動項目。

  “他們都同意我打網球,”李娜后來回憶道,“但沒人問過我。”

  上世紀80年代,網球經歷了這項運動項目自誕生以來的一次最大變革。1988年,漢城奧運會在時隔64年后再次將網球納入奧運會項目,并允許職業網球運動員參賽。這是網球職業化道路上的一次飛躍,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剛剛誕生的女子職業網球,也隨之成為女子網球運動的主流。

  有相關研究表明,如果網球教練員無法對運動員進行心理培養,將直接影響運動員的成績。北京體育大學體育休閑與旅游學院教師吳陽曾在論文中提到,運動員心理產生波動容易導致肌肉緊張,神經系統對肌肉的控制失去精準性,而比賽中擊球手感的微小偏差,就會導致擊球失誤。

  2001年全運會期間,有主管領導違背此前的承諾,臨時將她和男友姜山的組合拆散,稱如果服從安排,全運會亞軍也可以享受冠軍待遇。“我想他們弄錯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:我們要的不是待遇,而是尊重。”李娜在自傳中寫道。

  次年,釜山亞運會備戰期間,李娜身體有恙且不適合吃藥,醫生對領導坦言,“她的身體狀況真的不理想。”一位領導的回應是:“你只管給她打針就行了。”

  李娜打電話征求媽媽的意見,媽媽站在了女兒一邊:“我們不打了,身體是一輩子的。”

  釜山亞運會前夕,李娜打定了退役的主意。她沒有和教練打招呼,直接把辭職信留在了宿舍里。

  “體育界有許多內情,是大家心照不宣的。運動員與教練、領隊之間的糾葛,也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。” 多年后,李娜在自傳中回憶起這些往事時依然不能釋懷。

  那屆亞運會上,此前曾多次奪金的中國網球軍團全軍覆沒,在全部七個小項都止步四強,跌入“歷史最低谷”。

  “我們是項目中心,不是行政機關”

  正是在“釜山兵敗”的背景下,孫晉芳走馬上任網管中心主任。

  “我到網管中心之后,覺得要扭轉這里的思想問題。”她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回憶道,“我們是項目中心,不是行政機關。我們的方針政策一定要圍繞運動員、教練員來做。”

  早在2000年,網管中心就曾提出運動員不但要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會等國際、國內比賽,還要參加職業比賽。但事實上,中國網球和其他球類項目一樣奉行“體校-地方隊-國家隊”的三級體制,高水平運動員需要代表所在省參加全運會,也要代表國家參加世錦賽、世界杯和奧運會,即俗稱的“三大賽”。

  與其他球類項目不同,國際網球進行職業化發展之后,代表網球最高水平的比賽并非“三大賽”,而是由國際網聯和國際女子職業網球協會、男子職業網球協會等職業聯盟組織的公開賽和巡回賽,這些賽事也決定著運動員的國際排名。

  如今身為成都體育學院黨委書記的劉青曾撰文指出:“在國際網壇,一個職業運動員要想取得較好的世界排名,一年最少要保證參加25次左右的排名賽。”

  但是,中國當時有約400名專業網球選手,除了極個別的例外,基本上都還是在傳統的三級訓練體制下培養出來的。

  中國球員“走出去”的另一個現實障礙是經費限制。曾有統計,在2003年,如果一個球員在一個賽季要打25周比賽,差旅等費用需要10萬美元,這已經超過了當時網管中心一年的經費。

  長期不參與國際賽事,讓中國球員在不知不覺間幾乎“原地踏步”了十年。1991年李娜剛剛進入湖北省體校時,中國女子網球運動員的世界最高排名是155名。到2002年退役前,李娜成為排名最高的中國運動員,名次是135名。

  為了解決經費問題,孫晉芳親自去跟贊助商談。“我們首先用網球隊這個無形資產去和企業談,拉來了一大筆資金。”

  體制僵化和經費限制這兩個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后,效果很快體現出來。僅2004年一年,中國就有將近1/5的運動員出國參加比賽。像彭帥、鄭潔、李娜這樣的中國最高水平選手,參加的國際賽事平均達到15個以上。她們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在國外參賽,包括頂級的四大滿貫賽事。

  2004年8月,李婷/孫甜甜奪得雅典奧運會女子網球雙打冠軍,收獲了這屆奧運會上最意想不到的一塊金牌。10月,剛剛復出的李娜就在廣州公開賽奪冠,成為中國第一位WTA巡回賽冠軍。2004年,也因此被稱作是“中國女子網球元年”。復出的李娜以及彭帥、鄭潔三人,國際女子職業網聯(WTA)單打排名先后進入前50名。

  2006年,李娜的WTA單打排名已經躋身前25名。為了能進入前10名,她認為自己需要有管理職業生涯的自由,應該和國外的職業化選手一樣,擁有自己的小團隊,“球員打球時會帶著自己的伴侶、體能教練、技術教練和治療師。”

  2005年,全國網球訓練工作會議在南京召開,明確提出“以提高職業排名為前提”“以職業網球為手段,以奧運爭光為最高目標”“遵循職業網球的基本規律和特點”。這次會議,標志著中國網球職業化改革全面展開。

  正是從2005年開始,大量外籍教練被“請進來”。之后,為了盡可能滿足李娜、鄭潔等種子選手的需求,外籍教練還被分成四個小組,盡量做到“兩三個外教圍繞一個運動員團隊”。這已經是當時網管中心承擔的經費上限:每年需投入1000多萬元。

  球員獎金分配的問題,也日益凸顯。按當時體育總局的規定,球員參加各種比賽所獲得的獎金,“65%需要上交”,由國家體育總局、協會和省里分成,個人最終能拿到的只有35%。孫晉芳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坦言,這種分配機制下,“運動員沒成績的時候滿意,出成績了就不滿意”。

  為了解決矛盾,孫晉芳首先主動讓渡了網管中心和網球協會的獎金提成,又去耐心做各省市的工作,暫時放棄應得的10%。多次調整后,運動員的獎金分成提高到了65%。

  “這一撥球員的個性張揚非常明顯,跟我們那一代提倡無私奉獻的運動員完全不一樣。光靠教育是沒用的,管理要符合社會的發展。”孫晉芳說。

  

  《中國新聞周刊》曾經對李娜進行過報道

  由舉國體制走向職業化的“嫁接”

 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,飽受傷病困擾、成績一度起伏不定的李娜向孫晉芳提出:奧運會結束后,如果不能自主參賽、做職業運動員,就退役。

  那一年,李娜已經26歲。

  幾乎與此同時,彭帥也再度表達了同樣的心愿。更早之前,在2005年,彭帥就曾公開發聲,要求在教練、獎金、訓練和參賽上脫離國家隊管理模式。這是第一次有運動員正式向網管中心提出“單飛”請求。

  但在孫晉芳看來,政策出臺需要選對時機。她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介紹,在2008年奧運會之前,網管中心已經形成了職業化改革的方案。但是,北京奧運會在即,“這時不能有任何閃失,所以在這之前我不能給李娜等人單飛的機會。”

  當年年底,網管中心拿出了“單飛”方案,只有積分排名進入世界前50名的隊員,才有單飛資格。選擇“單飛”后,球員和網管中心是一種契約關系,中心規定什么比賽要代表國家出戰等問題。而不單飛的球員,仍按照原有的舉國體制訓練和比賽、生活。

  在孫晉芳看來,舉國體制價值觀的最高目標是為國爭光,職業網球的最高目標是個人價值的最大化。作為管理者,只能去找平衡點。

  李娜、鄭潔、彭帥、晏紫成為首批被允許“單飛”的中國職業女網球員,采用國際通行的網球運動員職業化模式:教練自主、獎金自主、參賽自主,收入歸運動員及其團隊所有。

  根據單飛協議要求,李娜須將商業開發收益的8%和比賽獎金的12%上繳國家,同時依然需要代表國家和所在省區參加全運會、奧運會等國際賽事。當這些賽事與運動員的個人安排產生沖突時,運動員依然要“以大局為重”。

  對于方案“以大局為重”的要求,李娜2011年在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坦言:“我年輕的時候,中國網球管理部門花了很多錢讓我參加比賽,為我做一切事情,所以如果他們現在需要幫助,我必須回報他們。”

  單飛后,職業化道路上的殘酷一面也很快顯現出來。

  2009年賽季,李娜的總獎金已經超過60萬美元,但她依然“做了最壞的打算”,甚至考慮到存款為零的情況。同一賽季,鄭潔的獎金總收入為53萬美元,晏紫則只有16萬美元。

  據一份2011年的統計數據,“單飛”后李娜團隊每天基本開銷為1萬到1.5萬元人民幣,一年總支出在400萬元左右。即使是國內頂尖運動員,“單飛”后也并非都能支付起高水平團隊的花銷。

  此外,面對“單飛”之后運動員成績出現的波動,國內對“單飛”的質疑聲浪越來越大,建議回歸舉國體制的呼聲漸高。

  在孫晉芳看來,“舉國體制是基礎”,其他手段只是補充。劉青則指出,“單飛”實際上是一種“無奈之舉”,一種由舉國體制走向職業化過程中的“嫁接”,具有明顯的定向性而缺乏普遍適應性。

  “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有趣的現象,雖然目前網球運動員培養中職業化已經成為重要的方向,但就統計結果來看,中國網球協會可能仍然希望能夠保持對運動員的控制力。這也是當前體制下管辦分離不夠徹底的一種體現。” 2012年,時任中國網球協會培訓部副主任胡亞斌撰文分析道。

  “我終于愛上了網球”

  2011年6月4日,法國巴黎,羅蘭·加洛斯球場。直落兩盤,李娜戰勝衛冕冠軍斯齊亞沃尼,來自亞洲的第一個大滿貫賽事單打冠軍就此誕生。

  對于網球職業化改革以及“單飛”的質疑,幾乎是瞬間煙消云散,李娜和她的團隊成為“民族英雄”。

  一些中國網球選手的命運也因此而改變。李娜奪冠當天,全國觀看法網女單決賽的總人數高達1.1601億人次,央視體育頻道全收視率高達2.75%,超過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決賽的收視率。

  當時,鄭欽文才8歲。她發現,之后再也沒有人問她帶著的球拍是不是吉他了。2019年打進美網青少年女單八強的鄭欽文后來回憶說,“李娜贏了之后,很多孩子走上了網球場。她讓他們有了網球夢——包括我。”

  2012年到2014年,李娜的教練換成了卡洛斯·羅德里格斯。這位曾帶出世界排名第一的傳奇網球運動員賈斯汀·海寧的教練,盡管舉止溫文爾雅,但他為李娜制定的訓練方案被《紐約時報》評論為“無情”。剛開始試著適應卡洛斯的訓練節奏時,李娜曾問姜山:“賈斯汀是如何與卡洛斯相處15年的?(訓練了)三天后我都準備好去死了。”

  除了訓練節奏的變化和技術上的調整,卡洛斯還采取了新的心理疏導方案。

  李娜在情緒管理方面的問題,長時間讓她在國內毀譽參半。“一旦感到不舒服,她砰的一句話就給你懟回去了。”孫晉芳坦言,李娜和媒體的關系一度緊張。

  卡洛斯所做的心理疏導,是李娜之前從未經歷過的。他迫使李娜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:“它們永遠不會被抹去。但你必須承認,它們也幫助你成長為一個人,一個球員。”

  李娜后來回憶,這個過程“像在傷口上撒鹽”,很艱難也很痛苦,“但一旦我把事情說出來,卡洛斯就能幫我找到克服它的方法。他讓我在精神上更加堅強。”之后,李娜不僅在場上變得更加穩定,場下也變得幽默起來,經常能用流利的英文和媒體開玩笑。

  2014年1月,在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女單決賽中,李娜再度拿下大滿貫賽事冠軍,成就自己職業生涯的又一個巔峰時刻。

  而對于李娜本人而言,她的另一個收獲是,終于感受到了網球運動的魅力。李娜自己表示,前面的十幾年網球生涯里,她并沒有體會到網球的樂趣。直到第二次退役前的幾年,她對網球的感悟才越來越多、越來越深刻。

  “我終于愛上了網球。”李娜說。

  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在2011年對李娜進行過封面報道

  “李娜無疑已是中國體育的一個新的符號,和老女排、劉翔不同,李娜的成功更被看好,很多人認為這是中國嘗試職業體育的一次勝利,經驗應該得到借鑒。”

  ——摘自2011年6月13日總第519期《最幸運的叛逆》。2011年6月4日,29歲的中國女將李娜在巴黎的羅蘭·加洛斯體育場,歷史性地斬獲了法國網球公開賽的女子單打冠軍,本刊在6月13日推出封面故事《李娜:一飛沖天》。

  

  

  

  2011年6月13日總第519期《李娜:一飛沖天》

  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20年第3期

中國新聞周刊記者/曹然 徐方清 發于2020.1.20總第933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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